曾是奥运冠军黄雅琼的母校今夏停办！校长：这是顺应时代的退出
更新时间：2026-08-08
树人小学的校园里，楝树浓荫匝地，松鼠在枝丫间追逐，胆大的几只甚至跑到了教学楼的窗台上。只是，不会再有孩子在这片绿荫下奔跑欢笑了。
今年，树人小学送走了最后一届随迁子女毕业生，也完成了它作为一所随迁子女公办学校的使命。目前，食堂、阅览室、图书室、陈列室、办公室等大部分教室门窗已被贴上白色封条。作为杭州首批随迁子女学校，这所学校已正式停办。
临近新学年开学，中小学老师们今天起陆续返校备课。昨天，树人小学的校园却空空荡荡，校长刘庆勇感慨：“这是一场顺应时代浪潮的退出。”
2000年，杭州市委、市政府提出打响“游在杭州、住在杭州、学在杭州、创业在杭州”的城市品牌。外来人口如潮水般涌入，平均每三个人中，就有一个“新杭州人”。随之而来的，是一群需要上学的孩童。据杭州市教育局统计，从2002年到2004年，在杭就学的随迁子女从3.3万人骤增至8.3万人，此后多年外来人口持续涌入。
孩子们来了，就要有地方读书。2004年，杭州拱墅区开办的4所“来杭创业者子女学校”，树人小学是其中之一。南腔北调的孩子们“涌”进这个校园，最火爆的时候，教学班数量破格突破了24个班的建设规模，2014至2017学年达到28个班的峰值。
其实，这所学校的故事，可以追溯到更早，其办学历史长达67年。它创办于1959年，前身是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子弟小学，1992年易名为杭州市舟山路小学，2002年与丽水路小学合并。2004年更名为树人小学，专门招收进城务工人员子女。至今，楼梯台阶上的踏板，还印着“杭州市舟山路小学”的字样。
“这些来杭的打工者，为城市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。只有让他们的孩子们享受同城教育，他们才能安心工作。我们一定要关心关爱这批孩子，努力把他们培养好。”刘庆勇在树人小学当了13年校长，在树人小学前，刘庆勇是杭州建新小学的校长，那所学校奥数成绩数一数二。“那边家长抓得紧，但树人小学不同，家长多为菜市场摊贩、超市售货员、建筑工人等，因工作繁忙，常常无暇顾及子女学业。” 于是，学校开办晚托班，开设兴趣社团，聘请教师补习英语，组织孩子们参加模型、赛车、无人机等科技比赛。
一所学校的好或坏，答案往往不在教学楼或传言中，而在那些与孩子朝夕相处的人身上。
每年，树人小学都有学生考入杭外，也有许多孩子升入初中后考入杭二中、学军中学等重点高中。
这所小学还把体育运动当成重要教学内容。在树人小学的体育馆墙上，挂着一张张获奖孩子的笑脸。刘庆勇指着其中一张说：“人生是长跑，学习熬到最后也要拼体力。这几年，但凡有学生在区级及以上体育赛事得奖了，作为运动榜样，我们就把照片挂墙展示。这里有一位奥运冠军，你一定要看一下。”
羽毛球奥运冠军黄雅琼，当年读的是树人小学的前身舟山路小学。她从衢州跟随父母来到杭州，如果没有这所学校，她的羽毛球天赋可能不会被体校发现，也就失去了走到国际舞台的可能。
更让人意外的是，这所不起眼的随迁子女学校，居然是科技比赛中的常胜冠军。“我的宝藏科技老师李启铎，本来不是科技老师，但非常有热情，带着孩子们参加模型、赛车、无人机比赛，全国性比赛拿过很多奖。区里会给每个孩子一份补助，这些钱也用在了孩子们的科技器材购买、社团课师资费用，还有‘荣誉银行’积分兑换的奖品支出上，其中在科技教育上的投入一年大概有近10万。”刘庆勇说。
树人小学有一位老朋友，香港理工大学的石丹理教授。每年夏天，他几乎都会带着香港的大学生来陪伴孩子们。很早以前，他曾悄悄对刘庆勇说：“这个学校，如果没有了，会是更好哦。”刘庆勇明白，那是必然的结局。
世事变迁， 在城市飞速发展的过程中，城中村逐渐消失，新的公办小学相继建成，随迁子女学校招生范围收窄。2021年，树人小学停止招生。楼层教室逐年空置，老师相继离去，最后一届学生今年也毕业了。
“总要有人站好最后一班岗。”刘庆勇说，自己今年57岁了，后面应该也不会走上教学一线，“杭州正用更优质的公办教育资源，逐步替代我们这类学校。我算是和这所学校一起‘退’了。”
树人小学的围墙之内，书声已歇；围墙之外，随迁子女学校正加速退出历史舞台。
目前，杭州拱墅区以接收随迁子女为主的公办学校只剩下两所，北秀小学、莫干山路小学仍在招生，运河学校早已拆并入星澜小学，光明小学已停办，明珠实验学校已停止招生。
不止拱墅区，去年底，杭州市萧山区原有的20余所随迁子女学校也已全部清零。
随迁子女学校退场的同时，杭州教育资源却在增多，带来更多入学机会。去年杭州完成新（改扩）建中小学高达40所，新增学位6.8万个，今年计划完成新（改扩）建中小学25所，新增学位4万个以上，新增加的学校以公办为主。
早在2013年，杭州主城区民办随迁子女学校就已全部收编为公办学校。2025年，浙江已实现为持有居住证的随迁子女100%提供义务教育公办学位。过去，有随迁子女学校的时候，城市传递的信号是“欢迎你来”；当所有孩子坐进同一间公办学校教室，城市传递的信号就成了“你来了，你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坐在同一间教室里”。
但“全覆盖”数字背后，仍有缝隙。虽然，随着读公办不再需要购房、落户，随迁子女学校的退场正在全国很多城市集体上演，但一些隐形的门槛，并不会因为这类学校的关停而自动瓦解。
十多年前，她来到杭州，西湖、西溪与钱塘江都曾是她留下来的理由。她总能发现这座城市细碎的美，发在朋友圈的城市美图，总让人忍不住点赞。“杭州的生活舒适、便捷，政府的服务响应快，对外来人员态度友好，我都很满意。”
让她决定离开的，一方面是父母年纪渐长，另一方面，是孩子的读书问题。因为丈夫做生意需要资金，陈雨来杭州后一直没有买房。“我们住宅附近的学校，可能因为生源满员，不会接收我们，而是把我们统一分配到接收四档线学生的学校。那所学校的师资、环境和硬件，都比不上租房附近的其他公办学校。我们班四年换了三个老师，其中一位还是第一年教书。”而陈雨在南京的父母，早为她准备好了房子，学区是当地数一数二的。纠结良久，她最终选择回到老家。
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、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点出了问题的实质：“中国有四分之三的公共服务，名义上已经覆盖到常住人口，但实际上仍然是有门槛的。其中突出的，就是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和保障性住房。”
陆铭表示，当前“最重要的矛盾焦点在于学校的资源，包括数量和学位仍然不够，尤其是高中阶段的教育”。他给出了明确的方向性判断：“未来关键的发力点，就是增加供给侧学校和学位的供给，财政和用地指标要随人口流动的方向一起调整。”他认为，未来公共服务均等化所依赖的资金，一方面来自人口流入地经济增长带来的税收，另一方面，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也要提供保障，最终实现财政转移支付跟人口流动方向一致。
即便钱到位了，教育资源的扩容、师资的均衡配置、学区壁垒的消融，都没有因为随迁子女学校的关停而自动瓦解。陆铭坦言，这“很可能是一个若干年才能真正做到的事情”。
当随迁子女全部坐进普通公办学校的教室，“有学上”的第一步已经走完。但“上好学”的第二步，或许才刚刚开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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